常规的改革手段一般用起来是最为便捷最为起效的，只是人们也明白这个起效指的是浅层次的效果，你要指望常规改革手段能够起到众人期望的效果那基本可以当做没说。我们在讨论一些关于药物价格改革的话题中降价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对于监管部门来说降价是最拿手的手段，其既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安抚市场患者的不满情绪也能快速的达到改革预设的目标，也可以说其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医药改革的进程。然而这种所谓的进展只能算是数字上的变动而已，就像是医生在治疗肿瘤时采取的手术切除一样，当时立马见效但是患者复发的概率大家都是知道的，这样的类比还是很有参考意义的，因此要借助于降价来改革药物价格问题是难以行得通了。

但是即便如此各个地方的药物改革还是倾向于这一模式，在各个医药媒体的报道中各个省市的地方药物改革仍以设定最高价为主流操作手段，最高价限制辅之以降低药价看似的确能够极大程度的控制住药价，只是这样的效果只能算是表面上，看一种医药改革是否有效关键是要拿患者的体验来说话验证，就目前的患者体验来说谁能够说改革有效呢，别说减轻患者负担没添加一些麻烦也就不错了。

而要说改革出来的麻烦那也是自然会有的，比如低价药竞标时所引发出的廉价药消失等问题，这无疑就是针对患者群体的一大利空，这样的利差我们也很难说到底是不是改革的负面效果，只是就从现在的问题因素分析来看低价改革是难以摆脱干系的。

既然低价改革不出大效果反而还有负面因素为何改革方还愿意使用呢，这还不是因为医改难度大，任务重等原因，压力的逼迫使得改革方不得不依赖于这一政策来推出表面效果，要实效那可不是这般现状能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