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医改，吴晓滨拿起笔，在黑板上画起了详细的图表，举手投足的范儿完全不亚于所谓医改“国师”，但他说的是“国外看病其实没那么难。”

和海正合作只是为了帮助中国药品走出去?当然不是，“如果做这件事情，对辉瑞公司没有任何好处，吴晓滨就得被开除了。”

2009年10月吴晓滨博士走马上任时，很多人都在猜测他能在辉瑞中国区总经理的位子待多久。当时，媒体关心的是他能否掌控好辉瑞这艘大船在中国的方向，业绩说明了吴晓滨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吴晓滨说，制药公司总裁不能只关注药品开发和销售，更应关注政策的医改进程，他高度认同医改应该解决“看病贵”和“看病难”问题，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他有自己的想法。

基层医疗“市场派”

吴晓滨拿起笔，在黑板上画起了详细的图表，举手投足的范儿丝毫不比电视上的医改“国师”们差。“我在德国生活了好多年，德国社区诊所非常发达，服务非常及时，只要一个电话，社区医生和护士就可以给你提供服务，甚至直接上门服务，最多1小时就能到达，非常方便。” 他所说的情况与我们听说的“全球性看病难”完全不同，比如美国看病不预约就看不上，英国NHS让手术患者等待好几周。

对于这种反差，他的解读是：“得病就要到大医院看病，但大医院的数量有限，都去大医院，不只中国，无论哪个国家都一定看病难。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建立足够的基层医院和诊所，让大家尽可能在基层医疗机构解决多数健康问题，把大医院从繁重的基础医疗服务中解脱出来。”

这个思路当然是正确的，但需面对中国基层医疗机构“不争气，不提气”的现状。吴晓滨的立场是，市场手段最有效且具有可持续性。医疗机构无论姓公还是姓私，其水平都取决于是否有合格的医生，但他不支持用政府补贴来提高基层医生收入，而是建议提高医生的服务收费，让医生多看病人，多挣钱。“如果政府允许医生自己开私人诊所，收入比大医院还要多，你放心，很多有水平的医生都愿意去。”

政府可以回归监管者和行业管理者的角色，吴晓滨说：“国家只要定好准入标准，比如个人要想开私人诊所，国家给予政策的扶持，但开业的条件也要高，必须是医学硕士以上学历，在三甲医院至少干到主治医师以上，没有在大医院里干过十年不准开业，还要通过全科医生的考试，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开私人诊所，那么我们的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就真上来了。”

药品不出口不甘心

医改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药”，而药价一直与“看病贵”紧密联系。在制药业是否发达直接与国家经济实力挂钩的情况下，中国制药工业的水平与中国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严重不符。近年来，国家对医药工业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让吴晓滨对中国制药业的发展前景更有信心，“国家的‘十二五’规划第一次提出，医药工业是战略的工业，这个提法非常好，也是第一次，这说明政府终于认识到了医药是战略工业，是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他指出，“目标很清晰了，剩下的就是怎么做。”

“怎么做”一直是个难题，吴晓滨只强调一点——质量。 “现在，中国什么都可以出口，唯独药品出不了口，质量在国外得不到认可。这种现象其实是可以改变的，改变不了，我不甘心。”

辉瑞参与医改的一份最大投资就是与海正成立合资公司，该公司成立之初，大家还搞不懂辉瑞的目的：第一，辉瑞为什么不控股;第二，为何高管团队很多来自辉瑞。对于上述疑问，吴晓滨曾多次表达自己的观点，但理解的似乎不多。这一次，他又谈起了这件事：“我们希望用辉瑞的技术力量，辉瑞在国外的营销力量，与本土企业一起把中国的药品水平提高到国际水平，提高到让美国人、德国人、欧洲人都可以吃。”

作为跨国药企领头羊，辉瑞真的只是为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为了让中国药走出去而努力奋斗吗?吴晓滨开玩笑地说：“如果做这件事情，对辉瑞公司没有任何好处，吴晓滨就得被开除了。当初我和总部争取这个项目时，就告诉他们，中国人民非常聪明，中国的医药工业走向世界是早晚的事，你不参与，也要走出去，只是晚几年。但是，你要参与进去，就可以让这个目标更快实现，辉瑞也能受益，而辉瑞越早参与进来越好。”从结果上看，吴晓滨的大胆决策没有错，合资公司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国产高质量仿制药已经在中国市场分得一杯羹。

当然，作为研发型药企负责人，吴晓滨更关心中国的药物研发创新。他指出：“在中国，一个创新药批下来很难，进入医保更难，没有五年进不了医保，医院要一家一家地进，招标一年一次，赶不上又要下一年。在国外，只要获批上市，半年内就可以进医保，所以大家都愿意搞创新药物。国内目前缺乏让企业创新的土壤，这样的现状必须有所改变，对此我充满信心。”

>>>人物小记

这次专访，吴晓滨不希望多谈辉瑞，用他的话说是“与中国人的健康相比，辉瑞的业绩只是小事”。这次的话题主要围绕新医改，分享观点前，我们很好奇，他为什么会关心一个如此宏观的话题，尤其是在医改顶层设计层面探讨日渐式微的背景下。他的回答出乎意料：“虽然我为跨国企业工作，但我依然是一个中国人，总是希望中国的医疗体制能更好。而且辉瑞总部也很支持公司多参与中国医改，我的很多提议得到了支持。就算从商业角度讲，医疗体制变得更好，整个行业也会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