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药企业对开发创新药物重视程度正在快速提升。面对医药行业日益放缓的增速，创新药物凭借更加优异的治疗效果和对独特临床需求的满足，能够为企业带来稳定的收益和丰厚的利润，由此打造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医药企业的创新药物通常有两个来源：原创自主研发和成果交易转让。多年以来，由于产业长期积累的缺失，本土医药企业的原始创新能力十分薄弱，即便该状况在如今已经大为改善。在此背景下，通过投入资金，购买研究成果，完成不同程度的后续开发，成为了本土医药企业的主要新药来源。

迄今为止，新药研发成果交易在国内医药行业的运作成熟程度与发达国家仍然有相当大的差距。尽管如此，越来越多本土规模药企正希望能通过交易转让的途径获得优质的新药成果。与此同时，而数量日益增加的小微研发药企，包括背后的投资者们，也希望能以此获得创新回报和实现成果的产业化。

我们对2000年左右开始至今国内较为典型的新药研发成果交易进行了汇总和深度分析，希望能够以此对中国医药行业的参与者们提供借鉴，成为成果估值、交易模式选择等诸多相关要素的参考依据，并对未来新药交易的发展趋势作出推断。

选择典型的中国新药成果交易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国内新药研究成果交易总量比较有限，信息记录和披露也十分不足。我们查阅和综合比较了大量过往的各种资料，尽可能选取了记录信息较为详实、可信的新药交易，以此作为分析依据。

在我们将选取范围限定在小分子化学制剂和生物制剂的成果交易，以便能和国外的新药研究成果交易进行比较，中药成果的交易则不在我们的分析目标之内。已经上市产生销售收入的品种交易也未纳入分析范围，避免因为各企业营销能力不同带来的新药价值判断差异。

此外，由于我们希望分析的是投入资金并购买研究成果的行为，不涉及买卖交易的合作研发模式也不在我们比较的范围内。

通过这样的标准，我们选择了40余桩新药研究成果交易作为样本，时间跨度从1999年到2014年。我们将这些交易按时间轴进行的排列，列出了包括出资方、交易方、交易模式、品种、阶段、交易基准价格等诸多要素。

由于资料可获及程度的差异，我们的样本中以近年发生的交易居多。尽管如此，该结果一方面确实也是近年来新药成果交易快速增加的直接体现，同时也能为我们判断未来新药成果交易交易的趋势提供更加详实的依据，总体而言还是合适的。

1999–2014中国新药研究成果交易模式的变化

主要新药成果来源正在从国内科研院所转变为国外企业。在较早期的时候，企业的交易对象基本都是国内的科研院所。早期最具代表性、也是最知名的新药交易就是石药从协和药物所购买的已经处于临床实验阶段的化药新药丁苯酞。在当时，国内医药企业自身科研实力近乎空白，却又希望能够获取相对较为先进的新药成果。在此情况下，求助研发实力相对较强国内科研院所成为了部分有想法的企业的首选。

回溯到更早阶段，1989年海正从上海医工院购买阿奇霉素专利，1992年恒瑞从北京某科研机构购买异环磷酰胺，也属此类。

国内科研院所，尤其是一些研究方向与应用较为密切的研究机构，也有成果产业化的传统和意愿。协和药物研究所、天津药物研究院、军事医院科学院毒物所、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等多年来都一直都是成果转让的主力。

早期国内企业从国外购买成果到国内进行开发的方式并不多，丽珠集团2002年从韩国购买艾普拉唑中国授权是其中之一。这样的局面主要是由于国内药企在当时资金实力有限。此外，国内外产业成果、信息有限交流不足也对此形成阻碍。

近年来，随着这些状况的明显改进，国内企业以国外企业为交易对象，出资购买国外（尤其是美国）研发成果开始成为常态。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始派驻人员和团队到美国等地考察和评估领先的研发成果，希望引入国内。这类交易在未来还将继续增加。

新药成果交易模式正在从一次性交易向更复杂多样的条款模式转变。在早期，国内药企多采取一次买断和转让的模式获取成果，包括临床前及后续阶段。近年来，药企开始更多的采取国际通行的交易模式：首付+里程碑+未来销售提成。

模式变化背后实质上是药企风险意识的增加。一方面，新药研发本身就是众所周知高风险的行为，如海正就曾遭遇投入ThermoDox后项目失败的损失。此外，因为种种原因，当前中国医药市场环境对新药并没有与欧美发达市场相当的接受度。这使得中国上市的新药面临的市场风险更大。

较早上市的石药丁苯酞历经近十年后才真正实现10亿级别销售额，随后上市的1.1类化药中，艾普拉唑、艾瑞昔布等知名产品上市数年后销售仍然不尽如人意。面对这样的投入产出局面，企业更加倾向风险共担的交易模式，也是理性的选择。

当然，近年本土药企的交易其实仍不乏一次性成果买断的模式。不过此类交易的标的成果更多是非常早期的分子实体，成交价格多为数百万级别，例如新三板单抗药企合众医药以330万元人民币转让某新型抗体分子给北京和实康明医药。总体而言，由于许多该受让成果会可能因为数据不佳没有进入临床，因此这类交易在业内影响不大，企业披露也较少。

中国医药行业有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崛起，这就是小微研发企业。这类企业创业者多为高端海归科学家，而且大都有着丰富的知名跨国药企研发经验。在北京、上海、苏州、武汉等地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中，这类型企业的数量正在快速增加。

尽管较早成立的贝达药业采取了研发产品上市+组建营销团队的模式来实现新药产品商业化，但我们认为，随着国内医药行业的集中度持续提升和新药上市推广的专业化增强，未来这类小微研发企业会更多发挥其长处，即效仿国外的研发型公司，通过各阶段成果或销售权益的转让来实现自身盈利和成果商业化。微芯生物、百济神州都是典型代表。

国内规模药企正在寻求购买海外研发成果，而小微研发药企也开始面向海外出售研发成果。在未来，这两个群体的需求与供给的将日益契合，小微研发药企势必会逐渐成为自国内科研院所、海外企业之后的第三类面向国内规模药企大量进行研发成果转让交易的群体。

面向它们寻求获得成果转让，对国内企业其实有着更多优势，诸如节省时间、沟通便捷、性价比更高等，但这样的趋势还有需要诸多条件的更加完善。

买个新药需要多少钱

中国新药成果的市场交易基准价格较难估算。由于这是一个尚未成熟的市场，交易中受各种偶然因素影响较大，但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随着研发进程的推进，各阶段新药成果估值也有所不同。对比两个最为关键的节点，获批临床和获批生产上市，后者的价格大概是前者的8到10倍。这个差距与跨国药企支付给国内药企相应成果的首付和里程碑金额差额基本类似，其中有资金投入成本和时间成本，当然更重要的是研发的风险成本。

持续上涨的新药交易价格

新药成果的价格在持续上涨，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们从交易列表中选取了具有一定年代跨度的若干样本，并且买方卖方同为国内机构。通过这些案例中的交易价格，我们尝试为不同年代新药临床批件和生产批件的基准价格做一个估算。

-1999年，石药购买已经到II期临床的丁苯酞，出价2500万，这在当时已经是极高的交易价格，常规新药临床批件基准价可能在1000万左右。

-2005年，恒瑞1500万购买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氯吲昔布，北京麒麟天盛2500万购买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左黄皮酰胺，都是当年申报的临床。照此推算，新药临床批件基准价格大致在此范围之间，即2000万左右。

-2006年，先声对仅有研发新药恩度的烟台麦德金企业估值2.5亿（实际交易2亿80%股权），也是当时的天价交易。如果考虑对企业开展并购的溢价，也可推测，新药生产批件基准价格已经接近2亿。

-2011年，石药从四川大学购买的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SKLB1028，直至2014年才申报临床，但当时交易价格同样已达到2000万。由此推测，新药临床批件的基准价格可能已经大于2500万。

-2012年，信立泰3.4亿购买me-too新药品种阿利沙坦酯，2013年获得生产批件。由此推测，此时新药生产批件基准价格可能已经达到3.5亿左右。

-2013年，信立泰购买已是遍地开花的DPP-4抑制剂复格列汀临床批件，出价仍达2500万。

-2014年，浙江奥翔从郑州大学购买即将申报临床的me-too布罗佐喷钠，价格是4500万。

通过对以上交易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初步推算，1999年至2014年，新药临床批件的基准价格可能从1千万左右上升到超过4千万。相应的，临床前成果基准价低于此数字。生产批件基准价则可能是这个数字的8到10倍，而且很有可能更多，因为近年新药临床费用大幅上升，同时审批时间也在延长，生产批件价格增幅大于临床批件的推断也是合理的。

通过对以上交易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初步推算，1999年至2014年，新药临床批件的基准价格可能从1千万左右上升到超过4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