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价背后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对于医保体系和医药产业来说，又有着怎样的深层次影响？

对于很多肿瘤患者来说，就指望着新药救命。但往往新药价格昂贵，甚至不在医保目录上，这让患者不堪重负。

近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将17种抗癌药纳入了医保，并同步确定了这些药品的医保支付标准，经过和药企的价格谈判后，这17种药品现在在医保目录上的价格，比原来的零售价格平均降低了56.7%，再加上报销的部分，患者的负担减轻了不少 。

这无疑是我国肿瘤患者的一大福音。那么，这种幅度的降价背后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对于医保体系，医药产业来说，又有着怎样的深层次影响？

▍纳入医保目录，患者报销比例65%

老戴今年七十多岁，已经退休，平时喜欢运动，参加爬山等户外活动，身体状况一直不错。不过今年四月底，一场突如其来的病变，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

老戴描述道：春节的时候，我脖子有点不舒服，我以为就是颈椎病。后来做了一个PET（CT检查）告诉我，我的原发端是肺，然后转移到颈和骨骼。

CT检查之后，确诊是肺癌。经过进一步检查，老戴得的是非小细胞肺癌，并且查出来时，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颈部。

老戴的三节颈椎骨质破坏都严重，手术很难做，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引起高位截瘫。——高位截瘫就相当于整个人全废了。

通过与主治大夫协商，老戴决定，主要通过口服针对肿瘤的靶向药物进行治疗。

但老戴在选择对应药品的时候，却遇到了难题。因为其用的药是第三代，第一代已经进了医保，但老戴的癌细胞转移到脑，一代的药不能透过血脑屏障，不能治疗脑转移。

老戴所说的三代药，是当时刚刚在中国上市不久的一种抗癌药物，对于治疗老戴的病症，作用较为明显。

国家癌症中心副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石远凯介绍：它的效果比一代的TKI（硌氨酸激酶抑制剂）效果还好，但因为这个药刚刚在中国上市，很贵，要全自费的。

老戴和家里人跟医院反复商量后，最终选择，采用这种新药进行治疗。费用需要约五万元一个月，对于退休金只有几千元的老戴和他的家庭来说，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

几个月的药物治疗已经花掉了老戴20多万元，不过就在今年的10月10日，老戴收到了一个重大的好消息，这一天，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了《关于将17种抗癌药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

根据通知中发布的药品目录，老戴正在服用的这种抗癌药物，也被纳入了医保范围，药物的支付标准也有了大幅度的降低，今后老戴在购买这个药的时候，负担将大大减轻。

“之前是一个月五万块钱，这次政府和他们谈之后，就变成每月一万五千多块钱，降价的比例很大”

这些药品进入医保目录后，不仅大幅度降价，而且在降价的基础上，根据各地的医保政策，患者还可以按比例再报销一部分支出，报销比例以平均65%左右估算，患者的支付负担将大幅度减轻。

据了解，这17种药中，包括12个实体肿瘤药和5个血液肿瘤药，均为临床必需、疗效确切，参保人员需求迫切的肿瘤治疗药品，涉及非小细胞肺癌、肾癌、结直肠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等多个癌种。

与平均零售价相比，这些药品的支付标准平均降幅达56.7%。

大部分药品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家或地区市场价格，平均低36%，将极大减轻我国肿瘤患者的用药负担。

▍抗癌药大幅降价，如何实现？

那么，这次抗癌药大幅度降价，并得以纳入医保是怎样实现的？这样的成果背后经历了几次政策的调整？还经历了国家医保局与制药企业之间的好几轮的谈判和沟通？

国家医疗保障局医疗组牵头人熊先军对此进行了介绍：党中央国务院对广大癌症患者用不上药，费用负担比较重的诉求非常关注，在今年上半年，国务院对抗癌的药品进行了降税。

我国自今年五月一日起，开始对进口药品实行零关税政策，对进口抗癌药品减按3%征收增值税，另外，对已纳入医保的抗癌药实施政府集中谈价，采购，并对未纳入医保的抗癌药抓紧实行医保准入谈判。本次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目录，就是谈判的结果。

熊先军解释道：医保的准入谈判，它是要遵守一定的规则和程序，这些规则和程序，一个都不能漏，先把哪些药品是符合谈判的条件，不管它背后是那家企业，我们要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和遴选。

石远凯也是这次医保准入专家组的成员，他参与了这次谈判药品的遴选过程。

石远凯表示：除了我们国家自己原研的药物以外，这些药物都是已在国外西方发达国家上市的，经过大量的临床实验，证明它对某一种特定的肿瘤，或者特定肿瘤的某一个特殊的类型，具有明确疗效的专利药物。

江苏一家制药企业研发生产的一款针对非小细胞肺癌的药品，今年五月份，刚刚获批上市，这次被国家医保局选中，作为谈判药品之一，于是，企业收到了国家医保局的面谈邀约。

江苏某制药集团总裁王善春受访时介绍：医保局找到我们，是通过临床专家的筛选，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谈判是一个相对封闭式的谈判，谈判分专家组，专家组也分了好几个：一个是经济类的谈判，还有临床方面的谈判。

药品支付标准是这次谈判的核心问题，而这样的谈判，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熊先军解释：毕竟从企业的角度考虑，企业当然愿意获得一个比较高的价格，我们作为医保基金方，是代表参保患者的利益，我们肯定希望要有一个比较低的价格。

这种与制药企业之间进行国家谈判，国外已有先例，国家医保局在借鉴国外先例，以及以往类似谈判经验的基础上，从今年6月开始，组织全国权威的药学、药物经济学、医保管理等领域的专家共上百人，分别从药物经济性和医保基金承受能力，两个方面开展评估测算，并收集这些药品在国内外的价格、销量以及评价方法。最终，综合评估测算结果，来确定医保预期支付标准。

熊先军对此表示：这些药在中国市场使用的时间不长，有些数据不是那么多，不那么充分，那我们要进行测算的时候，可利用的数据也比较少，能不能把价格降到我们所希望的幅度，也是一个很大的难度。

王善春坦言企业的难度：如果价格砍得太低，我们作为创新者是非常之难——不仅仅研发成本收回不了，企业的健康发展，后续的创新药也没有钱来继续研发。

在谈判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在掌握数据的基础上，与企业谈价格的同时，也把相关政策充分的与企业进行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