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建设多元化、多样化的医疗体制，是新医改确定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内容。尤其是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改革，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而这其中最应大力提倡的是社会公益事业投资办医。

      从历史来看，19世纪出现在我国的教会医院，虽然有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教会医院不但给我国带来了西方先进的临床医学，也带来了同样先进的医学教育，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我国近现代医学事业的历史进程，其正面效应是应当得到肯定的。教会医院以贯之的服务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宗旨和办医理念，得到了社会大众的高度认同与肯定，也成为其赖以长期生存和发展的根基。

我们当下的民营医院，受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只为追逐医疗行业高额利润的约束和限制，一直只能停留在营利性的狭隘范畴内，不但自身的发展受到了很大影响，而且也在社会上留下了诸多负面观感，乃至成为社会诟病和非难的“重灾区”。

      究其原因，除了民营医院自身存在的局限，也有着政策引导方面的不力——我们注重了社会资本办医的引进，而没有对社会公益性投资主体投资办医给予重点关注和政策倾斜，更没有把社会公益性投资主体投资办医作为方向加以提倡和引导，由此直接导致了社会公益性投资主体投资办医的“空窗”。

      笔者认为，新医改鼓励多样化办医的政策理念为社会公益性投资主体投资办医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战略机遇。然而，如果不从根本上明确对社会公益性投资主体投资办医的政策路径、顶层设计，并使之明细化从而具有可操作性，社会公益性投资主体投资办医也会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