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吃不起进口的天价药，就只能等死甚至自杀。”电影《我不是药神》主角程勇在法庭上说。他因从印度走私仿制药格列宁（现实中为格列卫）被起诉。

这是在2002年。如果法庭上的程勇穿越到2018年，他看到的景象又会让他发出怎样的声音？

格列卫五年前专利期已到，目前国内有三家仿制药制造商规模生产。格列卫价格一降再降，即使如此，它的仿制药中标价仍只有它的十分之一。仿制药是活性成分、治疗效果与原研药相似的产品。最便宜的一种仿制药价格跟程勇从印度带回来的差不多，不到900元。不过格列卫仍然在国内市场占据80%的份额。有学者不断发问，为什么我们用不上价廉质优仿制药？

在这样的追问背后，是国产仿制药面对的现实。这个市场拥有4300多家药企，但它们的产品从来没有像印度仿制药那样受到追捧。在业者看来，悬殊的市场份额之外，要探究的是一个国家制药工业成长的烦恼。

80%和20%

“药费21600元”。万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一张近期的同济医院门诊收费票据，这是两盒格列卫的价格，每盒60片，他的孩子小君（化名）每个月需要服用一盒半。小君今年6岁，一年前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需要每天3片格列卫进行不间断治疗。

格列卫是诺华制药公司的商品名，化学通用名叫做甲磺酸伊马替尼。2018年，格列卫在湖北纳入医保乙类，孩子的药费可以报销40%，同时中华慈善总会还有格列卫专项患者援助项目，即在一年的周期内买满3个月可以免费获得剩下9个月的药。

折算下来，购买格列卫上一年花费3.2万元左右。小君现在一年的药费放到电影所发生的2002年只够一个月。当时，格列卫在中国初上市，一盒的价格是23500元，现在一盒的价格已经降到了10800元左右。同样规格剂型的国产药更便宜。江苏豪森在国内首家成功上市了伊马替尼仿制药，即首仿药，其产品“昕维”目前的价格是1160元一盒，摊到全年的自付药费约1.2万元，比进口便宜两万。另外石药欧意推出的“诺利宁”和正大天晴推出的“格尼可”，价格更便宜，这两者价格分别是900多元和870多元一盒，该价格在不同省份略有差异。

不过，万先生并不打算给孩子换药。“格列卫已经在中国上市10多年，也就是说临床用在慢粒白血病患者身上已有10多年，而国产药并没有经过这么久的临床。”万先生本人也是一位基层医生。

在国内，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省市医保支付存在明显差异，三种基本医疗保险的支付比例也大不相同。患者每月的实际花费差别很大。就格列卫来说，一些地区最高可报销80%，成年患者使用格列卫的自付费用可低至每月1600元左右，与使用国产药的费用差距进一步缩小，但仍有很多患者不愿意因为每月一千多元的差价换国产药。

这反映在药品的市场份额上。

根据中康资讯的测算，2016年中国甲磺酸伊马替尼市场总销售额达到了30亿元，其中通过公立医疗机构销售的有19.2亿元，诺华的格列卫为15.4亿元，占比80.29%；江苏豪森的昕维年销售额2.1亿元，市场占比10.97%，正大天晴的格尼可年销售额1.6亿元，占比8.53%，石药欧意的诺利宁市场份额仅为0.21%。中康资讯是一家从事中国医药产业资讯研究及中国药品零售产业研究的第三方机构。

这并非个例，抗癌药吉非替尼上也是如此。

易瑞沙（有效成分吉非替尼）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肺癌的靶向药，由阿斯利康公司率先研发成功，并于2005年在中国上市，上市后的价格约7000元每盒，每盒10粒，患者每月用药费用在两万多元，此后几年，随着同靶点替尼类药品的上市，该药价格降低到5000元。2016年，易瑞沙进入国家谈判目录，每盒售价降至2350元。相比之下，国产药吉非替尼每盒定价1680元。截至今年6月，原研药易瑞沙进入全国1200多家医院，齐鲁制药的国产仿制药却只进入了200多家医院。

究其原因，同写意新药研发论坛创始人程增江说，国产药品的质量还没有能够让医生和患者相信。在过去近十年的专利期市场独占期内，外资企业在医生和患者群体中建立了牢固的品牌认可度，包括对其质量和疗效的信任。

电影《我不是药神》将中国仿制药的现实重新拉出水面。这是一个老问题：为何外资已过专利期的原研药可以占到80%的市场份额，国产仿制药只有20%，虽然国产仿制药价格不到原研药的1/3甚至1/10。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正因如此，在另外一些研究者眼中，患者偏好不能完全解释国产仿制药当下的弱势。

谁更喜欢高价药

在中国，一个药品从出厂到给到患者手中，完整的销售链条由医院申请、集中招标、医院采购、商业配送、医生处方等构成。

2009年，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启动，公立医院药品采购实行以省为单位的政府主导的招标采购。其中，对临床用量大、金额大的品种实施以省为单位的政府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独家品种或专利药通过谈判采购。生产企业中标后，产品由中标的医药企业配送到医院。

一般来说，患者口中的天价进口药如果还在专利保护期内，会通过谈判降低价格采购，已过保护期的专利药（即原研药）纳入招标采购范围。

各省药品招标分为技术标和商务标两部分。技术标按照“一品两规”的原则，即一个品种选择一个国内一个进口。拿格列卫来说，相当于国内三家仿制药企业需要先互比质量，国内仿制药企业打小组赛的时候，原研药已经拿到了入场券。比完质量进入商务标环节，谁的价格更低谁中标。过保护期专利药（即原研药）通常被列为不同的质量层次，单独定价。类似格列卫这样的原研药因此享有更优的定价权。

就2016年的数据来看，豪森拿到了16个省市的标，正大天晴16个省的标，石药集团17个省的标，格列卫则拿到超过19个省的标，并进入19个省的地方医保增补目录。

即使通过省级招标，进入了地方医保目录，平价仿制药还要通过医院采购及医生处方，才能最终到患者手中。通常，医院要想销售一种药，必须开药事会，确定是否采购这一药，如果药事会成员通过，会执行医院采购。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认为问题出在医院环节。为什么我们用不上价廉质优仿制药？朱恒鹏答案清晰：我们强势的公立医院更喜欢高价药。

朱恒鹏在最近撰写的系列文章中说，国内公立医疗机构掌握着75%以上的药品零售，不管是对患者还是对药企，都牢牢占据垄断地位。同时，公立医疗机构又受到各种价格管制，所以就通过药品（耗材）的回扣和各种隐形返利（拖欠药款等）实现垄断利润，也就是所谓的“以药养医”。公立医院购销药品和医用耗材时，不仅考虑疗效，更考虑返利和回扣多少。

医改后，国内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医院不能再直接获得批零差价收益，如何获得返利？朱恒鹏根据他的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医院依然可以通过对处方权的控制，通过间接方式暗箱操作获得卖药收益，如强制收取企业履约保证金、积欠货款形成利息收益等。

不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一位教授说：“大多数医生不会为了利益去故意开贵药，更多是考虑患者的情况。”他解释，虽然分子式相同，但国产药因制备工艺问题常常达不到原研药的同等效果，尤其是在杂质控制等方面。而杂质控制不好，副作用就高。所以在原研药不是特别贵的情况下，医生更愿意使用原研药。另外，在一些特殊剂型如缓控释制剂，医生也愿意用原研药，因为原研药的释药曲线更平稳，用在患者身上不会出现指标忽高忽低的情况。

按理说，根据“一品两规”原则，即使喜欢高价药，医院也要有仿制药的位置。然而现实中令药企头疼的是，很多省份的医院多年不开药事会，无法启动药品采购。一个例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