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对A公司的行为作出准确定性，就必须对其行为的前因后果进行深入调查，结合违法情节的轻重，力求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作出正确合法的处理。

　　一是把握“性状”中的“假劣”之分。药品有假药和劣药之分，涉案的B药品也不例外，办案人员首先要依据《不合格药品检验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来判定B药品经检验不合格是归属于假药还是劣药，从而进一步确定所查药品的假劣属性，给违法行为中所涉产品（B药品）的归属作出准确定性，进而最终找准涉案产品的法律定位（具体可定位到适用法律的条、款、项）。具体到本案，对“性状”的正确解读是判定B药品是假是劣的关键所在，但话题中未说明B药品到底属于化学药、中成药或是化学原料药（中药材），从而不能在此有针对性地进行探讨，但总体说来，药品“性状”不合格，其结果就是该批药品的总结论为不合格。根据《药典》的有关规定，造成药品“性状”项不合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单纯的外观改变所导致，又有内在质量变化而形成；既有工艺水平不高所造成，又有以次充好而引发。比如：化学原料药在外观性状、颜色、气味、溶解性被检测为不合格时，就应判定为劣药；在物理常数（熔点、比旋度、相对密度、吸收系数）被检测为不合格时，则应判定为假药；又如：中药材（饮片）被虫蛀、鼠咬的，通过检测确认没有被污染或产生有毒有害物质时，就应判定为劣药，反之，则应判定为假药。由此可见，药品“性状”的不合格，必然会带来假药或劣药之分，这要根据《报告书》所列“性状”的不同进行具体分析与判断。总之，依据《报告书》判定不合格药品是假药还是劣药时，不仅要看药品检验的总结论，还要分析各个检验项目不合格的原因，充分思量“性状”项下药品质量是否代表了检验的真实性，然后再综合分析，依据《药品管理法》的相关条、款、项得出是否假劣药的判定结论。

　　二是明确“复验”中的“复核”之意。“复验”，顾名思义是对原《报告书》进行第二次检验，有重新审察与核实之意。因此，复验涵盖了复核，而复核又包含了复验，这仅是笔者从词义上的表面理解。从《药品管理法》第六十七条和《药品质量抽查检验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可以看出，申请复验实际就是当事人要求对《报告书》所检内容进行“复核”，而“复核”的法定含义也在《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的规定予以了明确，而且强调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依法“应当进行复核”，因此，“复验”与“复核”均是当事人对药检所出具的《报告书》和药品监管执法行为有异议时的一种行政救济措施。那么，当事人在申请复验的法定期限内，药品监管机关是否可以继续对当事人（A药品批发公司）实施调查并据此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呢？为此，有的办案人员认为，当事人申请复验的行为，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属同一的行政救济行为，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当事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药品监管机关对A药品批发公司涉嫌销售不合格药品的行为不应停止调查和执行处罚，理由是当事人申请复验并不影响具体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和执行。笔者认为，此观点并不完全正确，理由是，“申请复验”与“申请复议”的法定概念截然不同，当事人依据上述法规，对最初《报告书》的检验结果有异议时可申请复验，在当事人申请复验的期限内，或在当事人提出复验申请而复验结论尚未作出时，根据《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四条规定，药品监管机关可以依据最初的《报告书》进行立案调查，同时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正处于“申请复验”期间的《报告书》尚属“违法事实不清的”范围，因此，这一期间“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三是掌握 “召回”与“追回”之别。本案涉及的另一法律问题是“召回”与“退回”的关系。“召回”属《药品召回管理办法》调整的范围，而“退回”（即话题中所称“追回”）则是《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实施细则（GSP）》规定的范畴，本案中提及“按《药品质量监督抽验管理规定》要求，执法人员及时将《药品检验报告书》送达A公司,告知了有关复检的事项，并要求该公司按GSP要求暂停销售该批药品，将销售出的药品追回，待处理”。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该局执法人员在送达《报告书》时向A公司提出了暂停销售该批药品的要求，也就是说，执法人员是根据《报告书》的检验结果而要求A公司暂停销售该批药品的，这样说来，对检验不合格的B药品实施暂停销售的理由皆因GSP的要求所至，对此，笔者查阅了GSP的相关规定，并未有“暂停销售”之规定。那么，“暂停销售”出自哪里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有所提及，即“……需要暂停销售和使用的，应当由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药品监管部门作出决定”。在GSP和《药品质量抽查检验管理规定》中均未涉及“暂停销售”，因此，本案对经检验不合格的药品实施暂停销售的法律依据不足；况且即便实施暂停销售，也应由省局以上的药品监管机关作出决定，本案中的某市药品监管部门无权作出此决定。那么，本案中的“……将销售出的药品追回，待处理”到底应当如何处理呢？根据《药品召回管理办法》的规定，药品召回的主体应是药品生产企业，而本案的涉案主体却是药品经营企业（A药品批发公司），但药品生产企业的终端产品最终脱离不了销售与使用等环节，而这些环节都可让具有安全隐患的药品继续流通与使用，因此，笔者认为药品经营企业也应具有独立的药品召回权，只有这样，才能加大对不合格药品（安全隐患）的控制力度。这说明A公司追回B药品的行为是正当的召回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本案中的“商议”更有“商逃”之意， A公司与B药品生产厂家有“共商”规避惩罚之嫌。当然，这只是从字面上的理解，二者是否属于规避监管的“共犯”，还需证据和相关法规的支持。